陶杰是个天才。他文笔好，思想敏捷，记忆力强，中、外、古、今皆有所学。
这些加起来说不上是天才。说天才是他的联想力高。
我想，要是此君当年攻读物理或经济，前途无可限量也。

爱因斯坦认为思维最重要的是想象力。我曾经以《什么是想像力》为题下笔，说想象力就是联想力。
这里以「联想」为题，是因为「想象」这回事比较抽象，不容易有理说得清。
「联想」则比较简单易懂，有辙可循。朋友，你想不想做天才？
或者你的子女或你朋友的子女想不想做天才？
要是想的话，细读此文可也。不要读陶杰的，读我的。

首先要说的，是智商的高下与联想力的高下没有一定的关系。
爱因斯坦的智商只有一百三十多，是聪明人，但有这水平的聪明人多如天上星，
只有爱因斯坦能想得出相对论。爱氏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：他的相对论是以例子联想出来的。

我遇过三个智商奇高的人：过目不忘，推理快如闪电。然而，以创意而言，这三君子不见有过人之处。
另一方面，佛利民、阿罗、艾智仁等人，智商高而又有创意，则算是天才了。
高斯的思想不是那么快，但创意超凡，说是天才不会有人反对。
我要说的天才的衡量准则，是要有天才的作品拿得出来给大家品评。
聪明绝顶而拿不出作品来的，说是天才没有什么意思吧。这样看，天才的定义是要有令人欣赏的创意之作为凭，
而联想力不够是不可能有创意的。这是说，联想力是衡量天才的最重要因素。
智商高可以帮忙一下，但不是那样重要。愚蠢之极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天才，
智商奇高的不一定是天才。智商中等或以上，联想力奇高，天才无疑也。

智商天生使然，后天的学习不能增加智商。这个传统的看法只是在原则上那么说，
实际上智商的考试成绩，多学习一定增加。有趣而重要的问题是：联想力是天生使然呢，还是后天学习决定的？
有可取联想力的人的智商可能平平无奇，但可以有超凡的创意。是创意界定天才，不是智商的高下。
原则上，智商不能学得。联想既然不是智商，能不能学得呢？
是很奇怪的推理。如果联想可以学得，那么天才也是可以学得的了。

我不肯定联想的本领可以学，但如果是可以的话，
那我们就不妨想一下要怎样教，或怎样可以学回来。
是在这个大胆的假设下，我铤而走险地试教一下怎样联想，那就是教读者怎样成为天才了！
从来没有人说过天才可以教出来，
我自己也不相信可以，但上述的逻辑是说可以的，或起码有机会。

以我之见，联想可分三方面：横联、直联、幻联。

横联是以例子比例子，或以例子示范思维的观点。以花比美人就是横联了。
有人说，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，跟着这样说的是笨伯。我同意这评语。
是的，以横联而论，天才与蠢才之别是前者的比喻是新奇的，前人没有想过。
新奇的比喻可以带出一个新的角度看问题。有了新的角度，太蠢的不能看出什么，
但智力中等或以上的就可能推出新理论或新见解，升级为天才了。

爱因斯坦是以横联比喻想出相对论的。但此公还有无与伦比的「幻联」本领，非常人能及也。
不要奢望做爱因斯坦；做次几级的天才或准天才也不错吧。

经济学行内的高斯，认为工厂污染邻居与音波频率互相干扰是类同的例子。
这也是横联。很简单，外人不认为是类同，高斯却认为是。
确定是类同后，有了新的角度，稍加推理就得到足以万世流芳的高斯定律。天才也。

横联说易甚易，但绝妙的说难极难。记着，要新奇，要类同，找到新奇而又类同的比喻，
千万不要放过。寻其新角度，左推右想，天才或近于天才的观点或作品是不难得到的。
困难是好些人提出的例子比喻似是而非，不知所谓，而中国传统更是常有这样的弱点。
古代的孟子如是，近代的孙中山也如是。

转谈直联吧。直联是夸张地联想，尽量把问题放大。
唐代的李贺诗云：「海沙变成石，鱼沫吹秦桥。」这是夸张的直联了。
试想，秦桥是石造的，鱼的口沫把秦桥吹掉，为时之久不言而喻。
好些朋友认为我喜欢说夸张的话。可能是的，因为我想时喜欢夸张地把问题放大来看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放大了比较容易看。

在经济研究上，我讨厌那些微不足道的数字规律，以高级的统计学算来算去、搞得复杂无比的学术文章。
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调查的数字略有失误，怎样统计其结论可能全盘错了。
我喜欢从夸张的实例入手。例如要推测租金管制的效果，市场租金比管制租金高百分之二十的实例我没有兴趣。
我要找市租比管租高十倍八倍的实例。这是放大，效果会因此而变得远为明确了。
同样，把一个例子以联想夸张地放大，想不出的推理结论可能突然明确地显现出来。

最后试谈幻联吧。再以李贺的诗为例，「空光远流浪，千岁随风飘」就是幻联了。
这是以幻想的方法把例子联想到虚无飘渺间。以科学而言，这会使抽象的理论比较容易地一般化。
幻联是把例子抽象化，是比较困难的工作了。换言之，幻联是把横联或直联带到真实世界不可能发生的境界那方面去。

五十年代初期，在香港西湾河我认识一位玩粤乐的高人，姓黎，众人称他为黎师傅，其人幽默风趣。
一天朋友问他：「黎师傅，游泳遇到一尾大鲨鱼，怎么办？」师傅回应：「立刻抱着牠！」当年香港建筑要打桩，
很长的桩用吊起的大锤拍下去，震耳欲聋，为时甚久。
黎师傅问：「有没有见过土地松如无物，锤一下整支长桩不见了？」
农历新年，天大寒，师傅买不起厚衣，只穿恤衫。
朋友问：「黎师傅，你是否单衣试酒？」回应道：「不是的，我是扮泰山。」这些都是幻联。

我认为联想是可以学的，虽然有些比较难学。
如果联想可以学，以上文的推理，天才也是可以学的吧。
困难是要有可观的天才之作，苦功免不了

FAQ:
联想??笔记本?

毫无疑问，今天中国青年（当然包括香港青年）的时间投资，回报率最高是学英语。
不是计算机，不是商科，不是经济学，不是数学，不是任何自然科学，
也不是艺术、文学，而是英语。一般而言，以下功夫每小时算，没有其它知识的收入回报可与英语相比。

昔日美国加州一位仁兄在荒山野岭拾得金块，无意间在酒吧炫耀了一下，消息传开，被人跟踪，
引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寻金热，蜂拥而至的寻金者搞得热闹非常。七十年代初期，某晚在电视上看到以相片示范的寻金热典故。
翌日对一位研究生说：「昨晚在电视看昔日加州的寻金热，金矿没有产权界定，
但我不相信会有非私产的租值消散，应该是上选的论文题材，你不妨考虑。」这位学生跟进，论文写得好，在国际上成了名。

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。今天的神州大地，看其经济发展，纵观天下大势，青年面对的一堆一堆真金白银，
不是什么计算机什么高科技，而是英语。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二千元左右，
懂得上网打字与懂得玩电子游戏差不多，不值钱。英语呢？只要说得通，写得通——与入流还有一段距离——月薪倍升。
要学到说得通，写得通这个平庸境界，大约需要一年功夫。
这是说，一般而言，花一个小时学英语，其收入回报大约是学习其它知识的两倍。
这不是金矿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见不到英语的寻金热呢？难道市场的讯息费用真的高不可攀吗？

话得说回来，上述的英语学习回报率，是指中学毕业后下一年苦功的回报，其后再下功夫，
回报率会下降。苦学英语一年不是很够用的水平，不足以下笔成文，但可以应酬，可以沟通。
这是指国内的青年，不是指香港的。香港的学子，英文中学毕业后成绩差强人意的，其英语水平可以应酬，
也即是国内的中学毕业后补加一年英语苦工。国内学英语的回报率比香港的高，因为前者有足以应酬的英语水平的青年很少。

说过了，英文不易学，主要因为字汇多而难用（常用的字比中文多两倍以上，而且重视把适当的字放在适当的地方）。
另一项困难，是英语的动词微妙（中文的动词是不用学的）。今天国内认为懂英语的，一般其实不懂。
就是那些考托福英文试成绩可观的，用字一塌糊涂，动词错得离谱，不足以应酬也。

英文难学，从足以应酬的一年苦工到可以下笔成文，还要一段长时日，而且要讲一点天赋。
英语达到下笔成文，姑勿论是否成家，很值钱，国内及香港动不动在月薪五万以上。
香港的高官薪酬高，英语水平好是一个原因。我读过曾荫权与任志刚的英语文字，
皆达下笔成文之境。更重要的证据，是八二年回港任职后教出来的学生，今天打工月薪达六位数字的几个，英语皆可下笔成文。

可能不大公平吧，但天下的大势，历史的规律，是不能反抗的。
一九五七年我远渡重洋，到北美，那时除了英语，学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等的学子不少。
刚好那时起，世界渐趋大同，到了六十年代中叶，美国大学的博士课程纷纷取消两种语言的起码要求。
七十年代，计算机发达，而近十年来的互联网及通讯的发达，为了减低讯息费用，
一种共通语言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市场的选择了。

我不认为选英语作为国际的唯一共通语言一定是明智的。英语难学，是负面，但表达力强，是正面。
一负一正，正面的价值不一定比负面的代价高。然而，昔日的大英帝国是日不没国，加上先进之邦的知识分子大都懂英语，
为了节省他们的学习费用，英语被市场选定为国际语言，不难理解。要推翻这选择看来不可能，
因为不会有足够的有学之士一起地接受另一种语言。今天的趋势，是英语愈来愈普及了。

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不起，在国际上变得举足轻重。每次见到西洋鬼子苦学中文，
有点骄傲，但我们不要那样傻，认为再过三几十年，中文会普及天下。
鬼子佬学中文是因为他们见到中国的发展，认为懂中文会有可观的收入回报。
这不错，但等他们普及地学会中文来与我们沟通，是守株待兔，远不及我们抢先学英语那样高明。

经济贸易上的所需不论，重要的知识投资，懂英语占了很大的便宜。中译的西方书籍虽然频频出现，
但到今天还是一小部分，而一般译得不好，误导的机会不小。你要等有足够而又译得好的中译本出现才求取西方的知识呢？
还是趁早学英语，不等译本？选择是明显的吧。

香港自从推行母语教育后，学子的英语水平急转直下——这是所有中学教师都知道而又同意的。
这笔胡涂帐政府要负责。不容易明白的，是保持英语教学的学生的英语水平也下降了不少。
后者似乎是持久地下降了二十多年的效果。电子游戏的盛行可能是一个解释，
而更可信的解释是政府设立的教育署管制课本与教法，犯了语文教育的大忌。

国内学子的英语水平实在差。学校一般不重视英语，老师不足可能是原因。
有专为学生考外地英文公开试而设的学校，不少学生考得好。但语文这回事，
考公开试的成绩与实用之可行是两回事。我自己就没有把握在美国中学的英语公开试考及格，
但满有把握教美国中学生的英语老师的老师怎样写英文。

一个补救英语远为不足的办法，是北京容许私办的英语补修学校，不妨指明不能为考试而教，
要教实用的。这样，不少香港学子会见有收入可图，立刻学好英语，到国内作教师去也。
国内愿意出钱补修英语的男女长幼数以千万计。他们不是不知道金矿所在，只是问津无门而已。

FAQ:
论技术学习,英文对于自身的投资回报率目前来说确实非常高!

老师艾智仁给我最大的影响，是他永远像一个天真小孩那样看问题。
当年同学们都听说他是理论高人，智商不凡，但五十岁了，对任何问题彷佛一个小孩子第一次看世界，
给我有难以形容的感染力。教功用，他问：什么是功用？教货币，他问：什么是货币？
问他一篇大名鼎鼎的关于产出函数的文章，他问：你相信文章里说的吗？这种教育方法之前之后我没有见过。

那时艾师在行内有名，但不像十多年后那样举世知名。我推迟博士课程一年，
只为了等艾师从他造访的史坦福回到加大，先听他的课，才考他出的博士理论试题。
于今回顾，那是我在经济学习过程中作出的最好一项决定。
这决定不是受到同学的影响，而是两个其它原因。
其一是一九六二年，麻省理工的森穆逊到我就读的加大演讲。没有谁不知道森氏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。
演讲后一位同学举手提问，森氏说：「让我教你一点价格理论吧。」跟着停下来，游目四顾，
说：「对不起，在你们这里我不敢教价格理论！」举座哗然。
大家都知道，他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个艾智仁，而当时艾师不在座。
第二个原因，是我拜读过艾师于一九五○年发表的《风险、进化与经济理论》，
精妙绝伦，深不可测，于是五体投地，非拜他为师不可。

后来成为艾师的入室弟子。每次入室求教，他总像小孩子般看我提出的问题，次次如是，
影响了我对学问的处理方法。说像小孩子般看问题，其实是说从一片空白开始想；
之前想过的，再想，也是从一片空白起笔，丝毫传统的成见也没有，自己此前的观点一概不管。
朋友，你可以做到吗？如果可以，那么你不是天才也算是准天才了。
天才其实就是那样简单的一回事。如果有成见的约束，摆脱不了前人之见，算你智商顶级，思想不可能传世。
如果你的智商只是一般，受到成见的约束就会升级为蠢才了。

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传统之见什么用处也没有。正相反，我是个尊重传统的人，
以经济学为例，我对传统的理论学得通透。然而，尊重传统，熟习传统，接受传统的影响，
不等于受到成见的约束或左右。所有的人说这样想才对，你怎样想呢？
如果所有的人这样想你就一定要跟着这样想，你就是蠢才。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想，
你对自己说：知道，但要重新考虑，不认为所有人说对就是对，说错就是错，衡量一下再算，
可用的采用，认为不对就不管。这是毫无成见约束的思考，说是天才庶几近矣。

毫无成见约束的思考方法，简言之，是从一片空白起笔，认为传统可用的放进去，
不可用的撇开来，然后加进一些自己的。推理逻辑不能错，小心一点就成，
推到哪里就哪里。既然自己毫无成见，推出可以传世的新观点的机会是不低的。

我是从艾师那里学会了从一片空白起笔的思考方法的。当年写论文《佃农理论》，
在艾师与赫舒拉发的指导下，很有点不敢乱来。我想，边际产出定律是传统的，
他们教过，自己怎样想也认为不可能错，要用。
竞争的理念我从艾师学得的出自传统，但比传统的远为高明，也要用。
成本的概念也是传统的，但不够一般化，改进一点，要用。
这样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把这三项放进去，搓、搓、搓，砌、砌、砌，推出了自己的佃农理论。
结论与传统的相反，是传统错了，而此错也，起于一个佃农「无效率」的成见。

博士论文是三十九年前的事。
之后的文章行内朋友认为有新意，主要是因为历来的习惯，
每逢考虑一个题材，事前很少研读他家之作，自己想自己的，分析有了结果才参考他人的。
四十岁后懒得参考，把文稿写好后才找些有关的论着下注脚，点缀一下。
文成后才查考，有时发觉己见与他家相近；很多时不同，但没有冲突；有时特别，己见与他家相反。
谁对谁错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是找到了真理，而从一片空白想起，
彷佛自己在大海飘浮，不知会飘到哪里去，对我来说，是做学问的乐趣所在。

有一个相当固定的规律。同一题材，凡是认为他家之见是错了的，细看之下，他们的见解通常是受了成见的约束。
好比价格管制的分析，成见要不是说有短缺，就是说有剩余，不均衡，市场会有什么压力云云。
三十三年前我考虑价格管制，这传统分析我当然耳熟能详，但轮到自己用脑，只一个晚上就认为不知所云。
短缺、剩余、不均衡等理念皆非事实，看不见，捉不着，只有天晓得是些什么，
自己不要这样想下去。于是从一片空白起，想出凡有价格管制必定有价格之外的其它准则定胜负，
而这些其它准则会导致租值消散。只要知道哪种准则会被采用，要达到理论的均衡易如反掌。
困难是如何推出哪种「其它准则」会被采用。这是个重点，我想了整整一年，直到一个晚上在梦中突然惊觉，
传统的租值消散理论全盘错了！有应该消散的租值，
不是为了要达到均衡而消散，而是在极大化的假设下，
消散的租值是局限下最小的。
这就让我们推出在价管之下什么其它准则会被采用，跟着的均衡分析是本科生的习作了。

提到这些，因为网上好些同学的言论，骤耳听来很不对头，为什么同学们会那样想呢？
中国的青年怎会蠢得那样离奇？细想之下，同学们其实不蠢，也不是成见深不可拔，
而是奇怪地他们往往把成见与己见混合起来，以致我这个老人家听得天旋地转。

告诉同学们吧。成见与新意是加不起来的，因为成见的本身是结论。
比方说，佃农的传统成见是无效率，你不可以把农民勤奋耕耘加进去而分析得顺理成章。
我们要尊重传统，因为与传统毫无关连的思维免不了怪诞不经，不可取。
好些传统的观点或结论是好的，考虑之后我们乐意接受。不容许更改的观点是成见，
但容许更改而不更改是另一回事。成见不可取，因为一把成见放进脑子里，就不能有一片空白的思想空间，
正如一个画家用的画纸早就有人画上一只乌鸦，怎可以创出什么精彩之作来？

一个大有成就的画家需要很懂得传统的绘画技术，需要吸收众多前人画作的感染，也需要有自己的学问、
创意与思维。但每次创作，他是要从一张空白的纸或布起笔的。

重视传统，但不受成见的约束；发挥己见，但要有学问与逻辑的支持。二者皆来得不易。
我不怀疑中国青年的天赋了得，但智能这回事，大部分是后天学回来。
北京天天在谈改革——这些日子他们推出的改革方案多得很。
愚见以为，他们要把教育改革放在第一位置。

FAQ:
让我想到了偏见与歧视问题, 做学问的偏见与歧视和种族之间的偏见与歧视的区别是啥?